国家应该保证自己的公民公正地享受资源。在研究城市接纳机制的同时，也应该制定出一个公平合理的退出机制。中国还在转型过程中，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完成。这可能要靠几代人去完成，如此才能保障改革平稳推进。目前，一些地方已经在搞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试验，把农民该得到的利益赋予他们。

　　不能仅仅把外来人口当做劳动力，应该让他们享有精神生活、娱乐生活和家庭生活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，当前的城镇化进程是否过快？

　　李强：城镇化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环节。在现代文明进程中，城市化极大地焕发了人的活力和发展潜力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文明水平和素质。英国、德国和法国完成城市化，基本上都用了150年的时间。英国早一些，大概在十九世纪就实现了多数人口在城市居住。其他发达国家到了20世纪初、二战的时候，大体上都完成了城市化。发展中国家完成城市化大体上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中国因为特殊原因滞后了。

　　现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在走其他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道路，确实有一些“后发”赶超的特征。所以，中国目前城镇化过程中矛盾也就特别突出。我们的研究证明城镇化不能过于着急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目前，不少小城镇出现“空心化”现象，这是为什么？

　　李强：上世纪80年代提出小城镇的概念，符合当时的发展格局。小城镇在江南发展得不错，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密度大，本来的几个村庄就会形成一个集市，慢慢形成小城镇，人口数量也不低。但是，今天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小城镇的格局。

　　首先，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集约化效益，它能把大量资源聚合在一起，创造就业。人口聚集到一定规模以后，创造的就业机会是乘数效应。分散开以后就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就业体系。

　　其次，以往城镇化里有一个缺点，深圳新闻资讯 ，就是被动城镇化突出。往往是地方政府推进，大规模拆迁改造。当地居民并没有动力，只是被动接受，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，产生不少矛盾。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结构也没有得到很好调整，就业机会缺乏，往往会造成“空城现象”。

　　另外，我们是从上到下的财政体制，中央把钱分给各省，各省拿去先改善省会。所以，过去财政和投资更多地被大城市吸纳了，大城市也吸引人们源源不断地涌入。这些财政投入流到下面的概率很低，导致小城镇没有投资机会，缺乏活力。而劳动力总是要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。今后改革，应该注意资源在不同城市中的合理配置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有人主张发展大城市，有人主张推进小城镇发展，大城市和小城镇究竟哪条发展途径更好？

　　李强：我国前一段时间的发展，对大城市的重视程度还是足够的，但是对中小城市不够重视。比如中等城市，目前资本资金不够，活力不足。我们在对策上提出，分阶段、分层次、分类型地推进城镇化。可以将城市分成几大类别：超大型城市、大城市、中等城市、小城市、小城镇。

　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型城市，确实资源和环境压力太大，吸纳能力有限。但是不少大城市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，比如石家庄就提出过吸纳外来人口入户的政策。很多中等城市也希望聚拢人气，希望人们在这里工作、买房以拉动经济。所以，发展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是符合经济规律的。

　　尤其长三角、珠三角这两大城市群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，需要大量劳动力聚集。关键是，城市在吸纳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工业体系的同时，也应该将他们纳入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体系。不能仅仅把外来人口当做劳动力，应该让他们有多方面的生活，比如精神生活、娱乐生活和家庭生活。

　　当然，对于中小城市也不能忽视。这就要研究“聚集度”，要注意人口聚集到多大规模，既能够创造出较多就业机会，又能够保证生活舒适、环境美好、社会和谐。最近我们通过研究提出一个观点叫发展县域经济。其实“县”是中国人乡土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单位。一般人口几十万的县，也是一个适当的城市规模，有极大的发展潜力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中国有13亿人口，粮食是个大问题。农民进城以后，未来的中国谁来种田？

　　李强：我们提出两个概念：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。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帮助实现城乡一体化、城乡统筹。农民进城是为了有更高的收入，如果城乡收入平衡，农民就不会继续离开农村，农村也就维持了一定的生产生活体系。目前，国内有很多这样的模范样板。比如华西村、河南刘庄、北京蔡家洼。这些地方没有抛弃农业，而是重新把土地规模化经营。它往往集约化程度高，由专业的农户经营，大多做有机农业和品牌农业，直接与超市接轨。一些地方农民还可以入股，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做现代有机农业。这些地方拥有现代产业链条，将农民纳入了现代工业体系中，那里的农民就如同工人，那里的农业也已经不是小农经济了。

　　我们考察韩国、日本的农村，他们完成了现代的产业链条，实际上他们也是城乡一体化。未来中国会保留一定量的农村，但是这个农村是用现代产业运营方式运营经济的农村。未来中国的出路是城乡统筹。

（编辑：SN091）